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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对象: 文明大道统,是中华文明体的三大基础要件之一
中国网信产业缺乏合作

    我有些发言中评价中国的科技人,我们创新能力是比较好的,各方面都应该挺勤奋。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弱点的话,比如团队精神、合作精神不是太好,这方面有传统文化影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我举个例子,若干年以前国家四个部委联合发个文件,所有电脑销售的时候都要预装操作系统,希望给国产操作系统厂商一个机会。

    但是因为我们没统一,开始有些人说预装几百块一套,竞争以后10块、5块,最后实际上据我知道都是零(元),主要是为了能够扩大影响。所以国家这个政策挺好,其实我们的公司没得到利益。

    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们国家最应该发挥的优势是什么?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更适合垄断性领域的发展,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反而没做好。举例子来讲,就我们的桌面,wintel是一家,微软的操作系一统天下。虽然大家都是基于开源Linux发展出来的桌面操作系统,你至少能看到现在还有七八家在做,本质上是基于同一个开源软件发展出来的,差别不大,但是品牌不一样,具体细节,比如软硬件支持、适配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一定没有好处,技术也不能发展,因为你分散了力量。

    你的对手已经统一,市场上只有一家,我们市场范围很小,企业规模也很小,还有七八家去做。国家有责任把这些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企业,以统一的标准和外国跨国公司竞争,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
2019-01-30
评论对象: 文明大道统,是中华文明体的三大基础要件之一
芯片的国产化不能靠BAT推动

    目前BAT在芯片这类核心技术方面并没投很大的力量。他们在电商、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这些领域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在传统的计算机领域,CPU也好,操作系统也好,他们投入不大。

    不是说他不能做,但他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法把它作为主攻方向,投入也不是专注于这方面,还是要靠国家更多做一些工作。就像卫星导航系统国家来做,是因为这些领域十多年可能才能盈利,很多企业和风险投资觉得风险太大,一般企业不会做这个事。

   3. 产业竞争,“窝里斗”不如同仇敌忾

    微软的“盗版”策略

    在中国市场,盗版基本上是厂商故意做,就是微软故意给你盗版。你安装软件认证ID的时候,每装个盗版软件,像以前从win7开始,都是微软允许你装盗版的。而且盗版的版本是同一个ID,微软都知道谁装盗版,谁没装盗版。

    他让你装盗版,为什么?国产的起不来,因为反正我的软件在这,他宁可不收钱让你用这个软件,所以这其实严格说不是盗版,是微软的一个策略。

    互联网公司从来不说你盗版,因为他的收费并不是在于软件本身。微软我们严格说就是不讲道理了,你明明是故意把这个软件免费给中国用户用,使中国人没机会发展自己的操作系统,反过来说中国人盗版,说中国人小偷。我们互联网公司APP都免费给用户用,没有互联网公司说中国用户是小偷。
2019-01-30
评论对象: 文明大道统,是中华文明体的三大基础要件之一
2. 花费多年砸下千亿,才能锻造“中国芯”

    不能说中国芯片不行

    是不是中兴事件说明我们芯片是不行的?不同的领域情况不一样,我刚才讲到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我们的芯片不比人家差。手机上的芯片我们目前和国外也可以相比,大致相当。可能有些芯片,比如FPGA,确实我们和国外差距比较大。但是中兴事件发生后,一概而论说中国芯片不行,有时候也不符合客观情况。

    中国芯片短板是制造

    其实芯片我们觉得可以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属于设计方面,一部分制造,这两个在产业的角度看,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中国其实最大的短板是制造。

    整个集成电路制造,我相信要比较长的时间,要投入很大的钱扶持,现在国家有大基金,集成电路基金,带动社会基金也纷纷加入。需要几千亿才会见效是至少的,也要连续投下去,所以最终要多少钱我不知道,确实需要几千亿这种量级才看得见。

    一条生产线至少两三百亿人民币,没有几百亿人民币,连一条线都做不出来,而且这个是买人家的装备。如果要把产业链做进去,装备自给困难更大。但是目前的做法是出钱用外国的装备,还需要有很多有经验的专家突破工艺的一些问题,还有材料。所以产业链非常长,从材料、工艺、制造、生产、测试、封装到市场就知道确实是大投入,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投入。

    中国制造2025,一般工业大概2025年前到第二梯队差不多,2035年进入第一梯队,这种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觉得集成电路制造可能接近于传统产业。网信事业可以很快,有人说中国互联网现在在世界上某些领域已经从并跑向领跑发展,这比较容易。集成电路制造显然是需要大量的装备、资金的投入,当然还需要人的智力投入。
2019-01-30
评论对象: 文明大道统,是中华文明体的三大基础要件之一
重要的网信产品必须自己造

    有些产品反而差一点,市场上比较容易拿到。从头去做研发,再变成自己的产品,周期比较长,投入也比较大,所以很多单位就放松了,这方面华为做的比较好,华为这方面很重视。

    任正非说过我得有个备份系统。操作系统比较难,他说过我们现在操作系统可能不如人家,但是我得有备份系统,万一人家不给你还可以运作,至少你可以维持。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挺重要,就是必须认识到网信安全的重要性,要下定决心,重要的网信技术产品必须我们国家自己要有。不能指望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买到,或者人家能够给予授权,我想可能在中兴事件里头可以吸取这个教训。

    信息安全问题也是“定时炸弹”

    中兴暴露出一个问题,因为你不是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你要依赖人家,供应链给人卡了脖子。

    但是我觉得中兴事件还没暴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问题。现在很多事件,像乌克兰停电,就是受到攻击以后整个瘫痪了。所以核心技术如果不掌握,我们可能会遭到供应链给人“卡脖子”,还有安全被人“卡脖子”,实际就造成了像棱镜门事件,或者像乌克兰停电,或者伊朗核设施被人攻击破坏这种情况。

    中兴事件后应该及早部署,坚决突破核心技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不能有侥幸心理。
2019-01-29
评论对象: 文明大道统,是中华文明体的三大基础要件之一
倪光南院士:打破“缺芯少魂”局面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初心

    【导语】网络信息产业中,芯片被比喻为心脏,操作系统被比喻为灵魂。二十年来,中国网信产业为何始终“缺芯少魂”?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通讯采购美国芯片,中兴被“卡住咽喉”。这暴露了中国在高端芯片行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困境。针对“中国芯”的缺失问题,我们采访了7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1. 中兴事件之痛,必须紧握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是买不到的

    总书记一系列的网信工作讲话,其实都讲了,比如讲到核心技术的掌握,就是要自主创新来解决,不能只寄希望于人家会帮你,或者有时候说觉得我们买到(技术)就可以了。

    我在中科院计算所,我们就是做大机器,历史上是做大型计算机的,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大型计算机人家已经封锁了,不能卖的。有时候有些地方比如地震勘探、天气预报要买一些大机器,当时买到以后外国公司要派人在机房看着你,看你们用在这个地方,不许用在别的地方。

    我们高性能计算机发展的比较好,有像“神威·太湖之光”、“天河”,现在世界第一是“太湖之光”,第二是“天河”。这些机器我们在世界上发展的比较好,因为这些机器人家不卖给我们,只有通过自己自主创新做出来。
2019-01-29
评论对象: 文明大道统,是中华文明体的三大基础要件之一
呵呵。必须的。

    对这一被诸路大神束之高阁的重大问题,不做关注,对于本博来讲是于心不忍,于情于理难能说得过去的。

    祝博主新春愉快!
2019-01-27
评论对象: 文明大道统,是中华文明体的三大基础要件之一
从文明大道统对文明体之基础——多元丰茂、活力不息大社会的意义作用来看,往小里说,是引领性与统揽性的;往大里说,那简直就是使社会得以生出文明、使多元社会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文明共同体、使纷杂与高度有限底盘社会升华成为人类世界伟大卓越文明的缔造者与“通天梯”。甚至可以说,没有文明大道统,便不会有中华多元社会的改造成功,便不会有扎根中华多元大社会的中华文明体,更不会有始终咬定文明不放松、为人类世界不断拓展中央文明自大道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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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痛快!!
2019-01-26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这些先贤的话都颇有深意。一个学者不论做什么研究,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只要自己做的工作是创新,成果都是大成就。

    如果能这样想,就可以从“小”做起,从我做起。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从“小”题目做起,认真发掘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做到有所创新,那么我国每年数以万计的史学论着,就不会成为充斥国内外的“学术垃圾”,而成为国际学术赖以发展的养分。

    任何人要进行相关的历史研究,都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学家的成果,从而使中国的史学在国际史学的主流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本文原刊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号,原标题为《学术创新:根治“学术垃圾”痼疾之方——以历史研究为中心》。
2019-01-26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我在海外工作的时候,问过一些西方研究者何以如此? 他们的回答是在日本可以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收获。而在中国,过去人人做大题目,篇篇讨论大问题,大量的文章成为废品或者复制品,才使得许多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不得不转向日本学者的论着。

    陈寅恪先生当年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如果我们不思改进,以制造垃圾为己任,那么将来年轻一辈学想学习真正的学问,不是也只能“群趋海外受国史”吗? 我们如果尚有羞耻之心,岂不要“羞欲死吗?

  相对而言,做“小”问题研究,比较容易出真正的成果(即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关心“大”问题。

    王国维提出治学应“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

    曾对清儒治学多有批评的顾颉刚,后来也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

    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2019-01-26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 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

  在史学研究中,大多数人是应当做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做建筑师的工作当然只能是少数。

  胡适当年有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这句话在 1950 年代初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被猛烈批判。 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只有在每个知识领域工作的学者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追求本领域中的学术探索,整个学术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此外,从实际情况来说,这也是有道理的。

    在古文字学中,甲骨文自发现以来,“认字”就是一项核心的工作。“文革”前和“文革”中,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以致在很长时间中进展缓慢,从而影响了我国上古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做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或者说就是“学术垃圾”和“准学术垃圾”,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这种成果就是创新。在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向来以善做小问题的研究着称,但是千千万万个小问题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学者在国际中国史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以致众多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一向把日本视为国际中国史研究的中心,因此纷纷去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学习中国史。
2019-01-25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很大变化。杨念群总结说:过去史界所热衷讨论的诸如历史发展趋势之演变、走向、规律等等“大问题”渐遭冷遇,由主流退居边缘。于日益从眼光向下的视角观察民众日常生活的经验逻辑,对之进行诠释辨析的手段也渐趋细致多元,遂导致对历史发展总体趋向的判断日益模糊不明。同时,这些新的探索路径亦不断遭致缺乏整体视野和研究方法日益“碎片化”的批评。与之相呼应,史界中回归“整体史”传统的呼声亦时有所闻。争论双方似乎各有所据,均力图突破自身局限,寻求一条更适合中国历史研究的独特道路。这种变化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近代史研究》杂志也组织了多位著名学者进行了笔谈。

    从笔谈的文章来看,各位学者的意见分歧甚大,一些学者认为现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的趋势严重,必须纠正,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谓“碎片化”正是史学发展的表现,毋庸担心。这里,我就这个问题出发,谈谈史学研究创新。

  我到清华任教以前,对清华著名的土木工程系和建筑系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不清楚。到了清华之后方才了解到原来两者虽然都是做建筑的,但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清华的土木与建筑两个系的创建理念都源自美国。在美国,建筑学大多设立在单独的建筑学院或者艺术设计学院下,主要研究建筑的形态,来指导新的建筑的设计和创作。

    而土木工程专业与设计没有任何关系,主要讲授工程力学、数学、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并且更加适用于实践,比如道路,桥梁工程,工程勘探等等。简言之,建筑学是设计房子的形状,而土木工程学则是制造用以盖房子的各种部件。

  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是正如王笛在讨论中所说: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 没有零件,哪有机器?……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
2019-01-25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要进行学术创新,首先就要知道学术创新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国今天学术成果质量不高,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诸多写“学术论文”的人,并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更不知道从事学术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才会出现类似 1958 年“大炼钢铁”那样的“全民学术”景观。今天我国撰写“学术”著作似乎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的。

  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非常艰辛。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论文十数篇至数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一个例子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Theory of Justice)。 这本书是多年来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期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创新性的研究艰难如此,所以只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才能做到。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韦伯也说:“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不管怎么说,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

  只有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把学术当回事,而不是“玩学术”,或者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某种“好处”手段,这样才能够进行创新。

  对于广大研究者来说,要创新,还要注意如何选择研究的对象。在改革开放以前史学研究缺乏创新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做那些讨论历史规律和历史重大问的题目。这种研究取向在1950年代前中期的“五朵金花”讨论和1960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讨论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当然,历史规律和历史重大问题从来都是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但是如果大家都只盯着这些问题的研究,要创新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只有极少数学者有可能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有所创新。
2019-01-25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从我做起,从“小”做起

  创新很难,而制造“垃圾”则很容易。那么,如何使学者们努力创新而不再制造“垃圾”呢?在近来国内学界关于“垃圾”问题的讨论中,大多数学者都已清楚地指出:现行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以及自文革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期刊体制,是造成我国“学术垃圾”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大力呼吁“剔除学术垃圾需彻底改革评价体系”。

  的确,制度比人强。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和奖惩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但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

    没有一个好的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要想消除国学术垃圾泛滥的沉屙痼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关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而学术共同体只有在好的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之下才能形成和发展。制度问题并不完全是外在的,所谓学术共同体,自律性就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组织或准组织的自律,首要的当然是有一套共同遵守的制度违反者必须受到应得的惩戒。

  但是,要改变现行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和期刊体制,只有国家相关部门有这样的权力,用中国古语来说,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作为单个的学者,除了呼吁之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由,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凭垃圾继续泛滥下去吗?如果我们认为不能如此消极无为,我们就必须从我做起。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正心诚意做起的意思。

    换言之,作为学者个人的“正心诚意”,最起码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制造“垃圾”是恶,不论大小,都不能去做。进行创新是善,不论大小,都应当努力去做。

  不制造垃圾,不仅是绝不能做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之事,而且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创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大厦增添一块砖、一片瓦,而不是倾倒一堆废料。
2019-01-25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141楼黄松明: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风俗有自己的特色,必须是自己能够产生出经济学理论出来,用于自己的国家建设,在实践应用中不断改正,不是在大学的象牙塔内想出来的,而是千军万马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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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是千军万马干出来的!
2019-01-25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史学研究必须以充分、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在史料方面,今天发生了巨大变化,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个“史料革命”包括“文献资料爆炸”和多元史料体系的发展。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在数量上是以往学者能够看到的史料的 N 倍。 这些前人所不知的史料也可以称为“新史料”。这些新史料的大量出现和继续大量出现,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诸多前人不可能看到的历史面相。

  除了新史料,还有新方法。就经济史研究而言,二战以来,新方法层出不穷,从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整体观史学,到以福格尔(Robert W. Fogel)为首的计量史学和以诺思(Douglas C. North)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史学,再到英国经济史学对社会经济史的回归,都为我们提供了各种不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有重大影响。目前在国内出现的“量化史学”热,也表明了中国史学界对新方法的追求。

  这些新资料和新方法,为史学研究中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天地。只要学者努力去做,就能够进行创新。
2019-01-25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说:

  “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该书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第一节即以《创新、活力与增长》为标题,并说“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他还引用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的名著《19世纪数学发展讲义》中的一段话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引言:

  “出色的生产率的秘密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并掌握新规律从而取得新结果、建立新关联。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涌现、新目标的设定,数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枯竭并很快在机械的逻辑证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滞。从这个角度看,对数学研究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以直觉而非严密证明而着称的人”。

  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必须要依靠创新。那么,历史学科又如何呢?
  简言之,从费尔普斯“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的话,可以认为创新就是创造新事物,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构思、新开发并且把这些进行应用的尝试。

  在西方,熊彼特被称为“创新之父”。他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

    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用通俗的话来说要“创”的“新”,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组织,因此创新也就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通过这创新,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满足社会新的需求。

  熊彼特和费尔普斯关于创新的观点也适用于史学。史学的两大要素是史料和方法。因此史学中的创新,包括史料、方法的创新。
2019-01-25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学术垃圾”之所以出现,一个关键是学者缺乏创新精神。早在40多年前,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文总结二战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

    他尖锐地指出:
  “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

  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

  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对一个学者来说,学习新的方法,然后将其运用到研究中,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种用自己尚不很熟悉的方法进行的新尝试,而任何新尝试都必定存在失败的风险。 因此,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这样的尝试,比起使用熟悉的方法,在熟悉的领域中,进行没有风险的研究,从对成功的预期来说,肯定是很不“合算”的。

    不过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不进行尝试,那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那种“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这种产品,大多数肯定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保守主义就是“学术垃圾”产生的心理基础。

  要改变这些心理,就必须大力倡导学术创新。那么,什么是史学研究中的创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创新说起。
2019-01-25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历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使得中国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

  就中国经济史而言,研究领域大大扩大了,破除了过去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同时流通也渐成热门,生产力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因此经济史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领域。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专题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展开。在1978年以后四十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重要论着,不仅数量,而且质量,皆非改革开放之前所能望其项背。

  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学术垃圾”在总数上不断增加,但真正的学术成果也大量涌现,使得1979 年以来的四十年成为我国史学界学术成果最丰的时期。 因此,我们面对今天的“学术垃圾”问题时,也要看到情况在不断改善,从而坚定我们对中国学术明天会更好的信心。

    学术创新:消除“垃圾”的根本手段

  “学术垃圾”为什么会产生?怎么产生?如何消除?……对于这些问题在以往学界关于“学术垃圾”的讨论中,大都已有答案,而且也逐渐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大体而言“学术垃圾”的产生,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其外因,既有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方面的,也有学术评价体系方面的,更有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方面的。而其内因,则主要是学者对学术的理解、学术事业的态度、对学术规范、学术操守和学术批评等问题的认识。

    外因不是学者可以掌控的,因此学者个人也无法去改变之。而内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个人可以掌控的,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可以从我做起。这里,我只选择与内因有关的一个问题,谈谈学术创新的问题。
2019-01-24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到了“史学革命”后,“阶级斗争”论成了中国史学界的指导理论,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 这种以“阶级斗争”论为指导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史学的“显学”。农民战争的文章,据孙祚民的不完全统计,包括论述历代农民战争史和研究农民战争理论问题两大类,建国三十多年来约计发表了近两千篇。而根据王学典的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来的40年中,共发表关于农民战争史的文章4,000多篇,各种资料、专着和通俗读物300余种,成为1949年后中国史学成果密集度最高的专门领域。考虑到当时中国高校为数很少(其中许多高校更是没有历史学科),学报和史学杂志数量更加有限,因此农民战争史研究有如此数量的论着出版,显示了中国史学的重点所在。

    然而从学术的观点来看,这些论着中虽然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数量甚少。总体而言,大部分论着既无新意,也无新材料,观点和方法雷同,只是反复证实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论着也就乏人问津了。

  到了“文革”时期,情况更是匪夷所思。在1974年伊始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相关书籍出版了10,403种,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各处传播的各种内部资料更不计其数。在“文革”及其前夕发表的绝大部分有关历史的出版物,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仅是一般垃圾,而且是有毒垃圾。其代表作如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于《文汇报》1965 年11月10 日)、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刊于《红旗》杂志1965 年第12期)、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刊于《人民日报》1973 年8月7日)与《一场势不两立的大论战——先秦儒法两家斗争的阶级实质》(刊于《解放日报》1973年8月22日),更是毒流全国,造成深远的恶劣影响,可谓剧毒之物。在“文革”十年中,除了考古尚有一些新发现之外,史学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可以成为学术成果的产品。可以说,“文革”十年是一个只有垃圾而无成果的时代。
2019-01-24
评论对象: 文字是在之船
我国史学史上的“学术垃圾”

  要正确认识今天“学术垃圾”的泛滥问题,必须将其放在长时段中来看。今天“学术垃圾”问题严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客观来说,比起改革开放之前,今天情况已有重大改善。

  就史学领域而言,1949年后,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1年,郭沫若指出: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王学典总结说:在这个新时代,史学界对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的成就,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以论带史”的口号,后来演变为“以论代史”的做法。这种轻视史实的风气,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在此时期,原来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通过历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运动(特别是1958年的“史学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之下,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二十年,成为一个“学术垃圾”淹没的时期。姜义华指出:
  “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使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受到极大冲击。……1957年反右斗争中,一批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1958~1959年的“史学革命”给中国的历史学科带来严重的影响。

    “各大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竞相批判重视史料的‘唯史料论’、重视考据方法的‘资产阶级考据学’,指责重视王朝盛衰更迭者为维护‘王朝体系’,指责认为农民起义具有皇权主义倾向即反贪官不反皇帝者诬蔑农民革命。在‘兴无灭资’的名义下,‘厚今薄古’、‘以论带史’成为最为革命的口号,要编出以农民战争为纲的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最为急迫的任务。”
201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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