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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人类生物行为学的研究范式实际就是科学的范式。科学秉承的基本立场就是客观。所谓客观,它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置身事外。科学因为客观,可以避免以人类为中心的研究,可以排除主观的干扰。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事实就是事实;规律是无情的。从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们仍然不得不说,科学的视角是一种外在的视角。这种视角在研究人类社会本身时是有局限的。这也是科学没有完全取代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学科的原因,虽然总是不时有人尝试这么去做——记得有人想做统计哲学。人的世界是历史的,是有意义的,而且人是能动的,是有感觉的。我们看到奥运会上五星红旗升起,听到国歌声,我们会感到激动与自豪;我们知道这种意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也知道这种意义是历史的积淀,是人类尝试运用一种近乎仪式化的方式化解争端的途径。这些不是科学范畴的,它们都是高度主观的。

      科学之外还有人文,人文的视角就是内在的视角。若是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文,人文就一无是处。比如说考古学的目标是要发现过去存在过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人文的视角能够贡献的东西就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目标其实是个乌托邦,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孔老夫子原初的想法一样——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知道;我们需要根据现实来阐释孔夫子的思想,让他的思想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部分。当然,我们不能随意阐释他的思想——真实一定意义上是存在的。人文的世界处在相对的真实之中,它是一种处在历史、社会、文化以及人之能动性等等关联之间的真实,而不是绝对的真实。人文的世界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领域,一个难以把握,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更能反映人之性质的方面,这是一个需要从里面去理解的领域。
    2016/9/15 21:25:11
  • 还记得刚到SMU读书的时候,很好奇美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于是到图书馆去找美国人研究中国的书来看。这些著作的资料收集工作相当地详细,方法无疑也是非常地科学,又是统计,又是列表,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当我看到结论的时候,却又觉得很荒诞。作为中国人,我完全有资格说,我们不是这么想的。当时只是觉得奇怪,许多年后,想起此事,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丰富详实的材料、科学的方法,却没有产生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呢?我想作者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就像他们读《红楼梦》,若没有对中国诗词、书画、风俗、礼仪、宗教等有深入的理解与体验,就很难把握这部伟大的著作,也像我第一次读《傲慢与偏见》一般,实在受不了,除了吃饭就是跳舞,这也叫小说!

      所以,读某些外国学者写的中国考古学的英文论文时,很佩服他们收集材料之勤,也很羡慕他们对于统计、模拟、制图等方法的运用,自然还有英语写得真地道!但是也有个疑问,这样的论文可以说是研究某种动物的科学论文,但跟人,尤其是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将这种生物称之为蚂蚁,也可以用另一个抽象的名词,总之,它们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影响,它们也会影响环境;它们的行为有其形态特征,它们的行为有组织结构,它们留下的物质遗存可以反映其行为特征……这些生物,也就是一些生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难道说是因为我们也是一种生物?我们何以区别于其他生物?
    2016/9/15 21:22:20
  • 陈胜前: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在于偏重外在而忽视了自身的视角
    2016-09-15 14:00 来自 私家历史

    【编者按】
      日前,一篇名为《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的文章在微信平台发布后,受到了考古学人的广泛转载和讨论。编者联系到文章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他表示此文有不少争议,他又作一文作为补充,以期减少读者的误解。经授权,澎湃新闻将两文一并刊发。本文原题《中国考古学:内与外的视角》,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如果我猛然问个问题:什么是中国考古学?估计有些人(包括我在内)会感到有点懵。什么意思?因为不明白问话的情境,所以就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想每个人所处的情境不同,首先想到的角度完全可能千差万别。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是内与外的差别,也就是内与外的视角。我在想,这两种视角的中国考古学谁能代表,或者说谁是中国考古学呢?如果都是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学习中国考古学呢?
    2016/9/15 19:55:08
  • 对细节进行深入研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些细节的研究是在接受既有的整体理解下展开的。举例来说,佛教有各种各样的宗派,但这些宗派原先是没有的,到江户时代后才逐渐产生,宗派的门户也逐步建立起来,而且彼此之间越来越泾渭分明。日本的宗派思想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中国也接受了各个宗。那么,现在的研究如果都以这些宗的构造为前提的话,就不能突破各个宗之间割裂的局面。这些细节研究是无法对整体理解提出质疑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佛教的整体变化,恐怕要突破这个前提。细节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对整体的构想和把握,恐怕只能在小范围内打转,它的前景是有限的。

      可见,这种年长一代与年轻一代学者在研究旨趣上的差异,是当下历史研究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公允地说,没有细部研究的广发展开,我们可能无法更好地推进对整体的认知;而如果没有整体性的关怀,细部研究“恐怕只能在小范围内打转,它的前景是有限的”。

      所以,用许纪霖教授的话说,再好的微观研究,也需要一个整体的“认知地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学术研究,皆不可取。
    2016/9/15 19:49:46
  •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章可则从当代知识人的身份定位入手分析了这个问题:“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知识也可以被看成是某种商品,而知识分子只是知识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如果从这个角色定位来看自己,那么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会降低。修齐治平在古代社会有价值,但现在已经是专家治国的时代了,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在文化领域、公众舆论方面发挥影响,但要把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古典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接续上,已无必要。”

      说到知识生产,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的彭春凌看到,现在越来越是全球融合的时代,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这对研究者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语言、认知、材料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使研究者埋头于个别问题的深挖。
    2016/9/15 16:01:34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瞿骏分析了这种学术变迁背后的时代因素。1980年代颇近似于“五四”时代,那个时代关注重大问题,饱含激情,富有关怀,但提问和写作的方式也多和“五四”一样,传统与现代并举,中国与西方对峙。无论是谈传统,还是论西学,都相对不那么透彻和精致。但也正因为不囿于透彻和精致,往往会产生一些大的、跨学科的、可以有持续性思考的洞见。放眼今日,年轻学人因学院之严苛规训,恐怕很少敢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这样的方式来提问或做文章。他们经常追问自己的是,说传统,究竟说的是哪个传统,你有足够的水准来谈这些个传统吗,西学也类似。这种心态的好处是能够更精细地处理传统的复杂性和西学的多元性,有助于跳出那些二元对峙、非此即彼的惯常想象,但弊处则在相较1980年代离“通人”之学就更远了一些。因此年轻学人或一方面仍需去追寻中国传统中“通人”之学究竟所指为何,另一方面要通过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对1980年代的时代气氛不断重温与回味。心态不妨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可能会比一意沉迷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精耕细作,收获要更多一些。

      的确,时代变了,传统也在远去,当下的研究者如何重新进入传统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高波就说道:“年长一代或多或少都见过老先生,亲身接触过民国范儿。而我们一代人则跟活生生的传统比较陌生,需要靠艰苦的研究工作才能重新进入传统。”在他看来,转折时代大关怀显露较多,而当下是一个常态化社会,改良是常规手段。年轻一代学者的大关怀是潜藏的,表达方式更为迂曲。这既跟生存压力有关,也跟当今社会的需求相关——整全性的思想不是当下的首要要求。所以,还是胡适先生的那句老话说得好:“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2016/9/15 15:58:02
  • 年轻学者为什么没有了大关怀?

      既然讨论到了这样的代际差异,年轻学者便开始踊跃发言,似乎要为自己“辩白”。

      《学术月刊》编辑张洪彬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谈到:“青年学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间也就十来年,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够多,不太敢说话是很正常的,尤其是遇到自己还没下过工夫的议题,更是如此。这又跟学术竞争有关,即便是仅考虑现代学术,也已经有一百来年的积累,已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那里,你要涉足某一题目时,必须要正面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就会发现自己的施展空间很可能其实很小,在此情况下,要在学术竞争中取得成绩,往往需要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做专深的研究,而不是就已有许多成果的问题做大而化之的发言。也就是说,学术纪律在客观上会推进专门研究的发展,而不太容易催生通人。”在他看来,通人之学尽管值得向往,但在现代知识生产的大环境中,已不太可能。他转而强调,更应重视跨学科研究,因为研究对象的知识背景往往是复杂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现代学科范围。比如我们要理解章太炎,若不能理解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佛学义理,就很难理解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一个思想史学者越能全面理解思想家的知识背景,就越可能理解思想家及其时代。
    2016/9/15 15:55:10
  • “学术小时代”来临,年轻学者失去了大关怀吗?
    人文  东方头条  >   人文频道  >  2016-09-14

      本月初,笔者旁听了“现代性的质疑:近代中国的新传统主义”学术研讨会,从这个会议主题就可看出,这是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大议题。而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来看,年长一代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讨论长时段的问题,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基本上走的都是以小见大的路子——从某个人物、思想或事件切入讨论某个具体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整个历史学界,这不仅是这次研讨会上呈现出来的代际差异,也可以说是当下年长学者与年轻学者在研究旨趣上的差异。

      第一代关心政治,第二代关心文化,第三代关心学术

      此次学术研讨会,最后安排的是一场圆桌会议。年长一代的学者率先发言,谈及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启蒙时代的大主题,而年轻学者一开始并没有加入讨论。会议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自我调侃道:“现在似乎开启了‘老年频道’,有些年轻学者可能在想,你们这些老人啊,还就是那样,想着做‘帝师’,整天在思考救国大方案,恰恰天下就是被你们害的。”
    2016/9/15 15: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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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晓竹,网名风行九天,工科学士。男,汉族。1963年2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祖籍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1981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历任通信排长、报道干事、指导员、沈阳军区特种大队宣传股长、通信股长、技术中心主任。1999年转业到辽宁省葫芦岛市物价局工作。主要成就: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于鲁迅文学院深造。1992年从事新闻工作,1993年与旭源合作出版诗集《手中的花》。2006年10月与李桂秋合作出版《老子》译著《变化之道》。2006年被邀请参加在武汉举办的《海峡两岸唯道论研讨会》,提交论文《唯物论、唯心论、唯道论》,并做大会发言。 2009年被邀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提交论文《道德经的宇宙观:北极轴心说》。社会兼职:福建省老子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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