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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走中华路(42)向左言“术” 向右谈“道”
201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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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之路,还很长;老曹的春节时间,却太短。

    年过月尽,已经很久了,该出去挣钱养家了。

    所以,老曹不得不把这段时间所做的,这些无利可图的码字工作,给总结一下。

    老曹的这段《寻走中华路》系列,以追寻中华民族的历史为名,谈论的是中华文化,谈论的是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与演变过程。

    中华文化的内容很丰富,而她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易经》,就是《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这四象。

    人们平时所熟悉的《八卦》《六十四卦》《天干地支》等等,其实,不在《易经》的核心范围之内。

    《易经》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怎样的呢?

    具体的,也讲不清。但是,通过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演变,我们也能够慢慢地领会出来的。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一直是在《易经》所包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指导下,迂回前进的。

    拿到今天的现实,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个人命运,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倾向。

    这些政治倾向总的说来,有“左”“右”之分。

    有“左”倾思想的人,一般都是羊群性格,或者狼群性格。他们习惯于把自己当成弱者。因此,他们就倾向于团结同类,倾向于集体生活与集体斗争。

    有“右”倾思想的人,一般都是狮群性格,或者老虎性格。他们习惯于把自己当成强者。因此,他们就倾向于个性自由,倾向于展现优越和反抗拘束。

    鉴于中国现在还不强大的现实,鉴于中国现在还在受到西方列强的遏制与压迫的现实,“左”倾的人群与“右”倾的人群,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以及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

    “左”倾的人群,基本上是爱国,爱中华。有些人拥护政府,有些人却嫌政府软弱,嫌政府“投降西方”、“投降资本主义”。

    “右”倾的人群,基本上是恨政府,恨社会主义。但是,在对待国家,对待中华民族方面,他们也有爱与恨的不同。爱者,是属于比较“明白”的人,他们明白,他自身的血统改变不了,他天然地就是中国人,他和他所在的国家与民族,天然地就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具有竞争性,他必须是站在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一边。恨者,就是认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束缚了他,拉低了他的人,他们认为做狗也比做中国人高级,所以,他们宁愿做外国人的狗,也不愿做中国人。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血统害了自己。所以,他们就恨自己的国家,恨自己的民族。

    “左”“右”的人群,其实都是中国人,但是,又都不能从理性上认识自己,不能从理性上认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不能从理性上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所以,就不免在思想倾向上,相对正确的方向发生偏差。

    如何纠正这种偏差呢?

    就是,我们都要学习《易经》,我们都要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学习和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来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民族,也理解我们的政府。

    简单点说,老曹就是想:向“左”言“术”, 向“右”谈“道”。

    “术”与“道”两个方面,“道”是理论,“术”是方法。

    所以,我们先谈“道”,后言“术”。

    什么是“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

    “道”就是性格,就是由事物的基本结构以及事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性质。“道”是建立在某种形象之上的一种抽象。

    “道可道,无常道;名可名,无常名”。

    “道”是可以观察和描述的;但是,“道”不止一种,所以,它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描述。

    那么,我们如何将它们分开描述呢?

    最基本的“道”,就是惯性。

    任何事物一旦形成与产生,她就具有保持自己既定状态不变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惯性。

    在惯性的作用下,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发生交集,它们就会因为各自的惯性,因为各自都要保持自己的既定状态不变,而与对方发生对抗,从而使对方与自己,都产生形变。

    这种形变,就可以用《太极图》来描述。

    《太极图》所描述的,是两个主体,在他们各自的气体以圆的形式的维护下,去与对方发生交集时,所形成的结构状态。

    在这个结构状态中,双方的气体发生了形变——圆体变成鱼体。而他们各自的主体——鱼眼,在各自的气体之维护下,仍然保持着既定的状态——圆的形式不变。

    但是,《太极图》只描述了两个事物因为交集,而产生形变的结构状态。

    那么,他们具体的变化倾向与过程,是怎样的呢?

    这就可以用《五行图》来描述。

    两个主体——金与木,因为相对的能量不同,而具有相对不同的性质,使得他们各自的气体——水与火,也相对具有不同的性质。由此就在相互的交集中,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倾向。

    具体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金为强者,木为弱者。

    金生水,就是强者,通过自身的惯性,运化自身的气体,去与弱者发生联系。

    水生木,就是强者的气体,在自身惯性的作用下,与弱者发生联系,使之改变独立的状态和独立的角色,与强者形成对抗或者合作的关系。

    木生火,就是弱者在受到强者之气体的作用之后,在自身惯性的作用下,运化自身的气体,去与强者发生联系。或者合作,或者对抗。

    火生土,就是弱者的气体与强者发生联系之后,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结构关系。

    土生金,就是对立统一关系形成之后,强者就在这个关系中,具有强者的角色与身份。

    金克木,就是强者的惯性倾向,损害弱者的既定状态,克制弱者的惯性作用。

    木克土,就是弱者的惯性倾向,损害对立统一关系的存在状态,克制对立统一结构的惯性作用。

    土克水,就是对立统一结构的惯性倾向,损害强者之气体的运化状态,克制强者气体的运化惯性。

    水克火,就是强者之气体的运化状态,损害弱者之气体的运化状态,克制弱者气体的运化惯性。

    火克金,就是弱者之气体的运化状态,损害强者之本体的实力,克制强者的惯性作用。

    《太极图》和《五行图》,也是两种“道”。这两种“道”,都是以最基本的“道”——惯性为基础的。

    同时,它们也是互为基础。

    没有不依托变化而形成的结构状态,没有不依托变化而形成的存在;也没有不依托结构状态而形成的变化倾向,没有不依托存在而形成的变化。

    《太极图》和《五行图》,也还是两种基本的、原始的“道”,以它们为基础,还有两种更高级的“道”。

    这两种高级的“道”,就用《洛书》《河图》来描述。

    《洛书》中有阴二、阴四、阴六、阴八四个主体。

    四个主体各自也有自己的气体,分别是阳九为阴二之气体;阳七为阴四之气体,阳三为阴六之气体;阳一为阴八之气体。

    在四个主体与四个气体之中央,还有一个气体为阳五。它是从四个主体中分化出来的气体之组合,形成总体结构之中枢,代表总体结构之惯性,以维护总体结构之存在。

    四个主体各自有各自的惯性,又都相互联系,由此产生互动,进而促进各方相对的变化。

    《洛书》中,主体越强,其气体越弱;主体越弱,其气体越强。这是因为,在惯性的作用下,压力造成变化,压力促进生长。主体越弱,就越有生长;主体越强,就越保持既定状态不变。

    所以,《洛书》所表现的结构,是一个变化运动的结构。而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洛书》,只是描述了运动结构的最后之结构状态。

    《洛书》的阴二、阴四、阴六之间,是一种三角关系;阴四、阴六、阴八之间,也是一种三角关系。两个三角相联系,就是一个与生物基因结构相类似的螺旋体片段。

    而在整体结构之中枢阳五的作用下,整个《洛书》,就是一个抽象的平衡——四维四正皆合于十五。这个抽象的平衡,实际上是表明,这个整体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圆。

    这个《洛书》之圆,与《太极图》之圆相呼应,表明高级的事物与低级的事物,都是以圆的形式存在。但是,低级事物的圆,是先天性、本能性的,就像鸡蛋;高级事物的圆,是后天性、能动性的,就像鸡仔。

    《河图》的中央,有三个点数五。两个阴五,上下夹着一个阳五。

    其中的阳五,就代表一个事物自己一生的变化过程,及这个变化过程中的第五个阶段。两个阴五,就代表与这个事物相联系的前、后两个事物之所有变化过程,和它们所有变化过程中的第五阶段。下面一个阴五,代表这个事物之前面一个事物的变化。上面一个阴五,代表这个事物之后面一个事物的变化。

    两个阴五,上下夹着中间的阳五,表示这个事物,是从前一个事物的第五个变化阶段产生,到后一个事物的第五个变化阶段灭亡。

    在三个五数的外面,是以阳一在下,阴二在上,阳三在左,阴四在右为内圈;阴六在下,阳七在上,阴八在左,阳九在右为外圈,所组成的点数阵。这些点数,加上中间的阳五,按照大小顺序,是分别表示一个事物之全部变化过程中的九个阶段。

    其中的奇数为阳,是表示这一阶段为质变;偶数为阴,是表示这一阶段为量变。质变和量变是前后对应的,这就有上下左右的对应关系。

    而一、二、三、四为内圈,是表示在这几个变化阶段,本事物是在自己前一个事物的支配与遮掩之下,所以,这几个变化阶段就相对为阴,表现不显著;六、七、八、九为外圈,是表示在这几个变化阶段,本事物是在对自己前后两个事物的支配之中,本事物的这几个变化为主导性的变化,所以,就相对为阳,表现显著。

    阳五在内外两圈的中央,是表示,这一阶段既是本事物整个变化过程中最显著的阶段,也是本事物整个变化过程中大转折的阶段。在第五阶段之前,本事物是由弱到强的发展;在第五阶段之后,本事物就是由强到弱的衰退。

    阳一与阴六、阴二与阳七、阳三与阴八、阴四与阳九,都是同位相对,是表示历史乃一条螺旋线,历史上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在层次上不同,本质上有别,但他们的变化形式,是相似的。

    《洛书》与《河图》所描述的,就是两种高级的“道”。

    从这些“道”中,我们可以领会出怎样的“道德”来呢?

    个性,当然是要的。没有个性,就没有存在。没有个性,更没有发展。

    但是,个性,只是一种本能啊;个性,只是一种低级的“道”啊。

    协作性,也是要的;没有协作性,个性,就是坚持不住的。

    协作性,是一种能动性;协作性,才是一种高级的“道”啊。

    所以,人生在世,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别人看得太低。要学会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进而学会约束自己,学会尊重别人。这是很有必要的。团结,就是力量。

    当然,团结,不是自我贬低,不是去仰望别人,不是去乞求别人。

    团结,是要正视自己的能力,正视自己的实力,去与别人进行价值交换;是要以自己的价值,去赢得尊重,赢得自己的存在。

    中华民族之所以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个懂“道”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从长江之南发展到长江之北,又从长江之北发展到长江之南,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我们总是在前进,总是在壮大。

    我们很少去侵略别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虚弱,而是因为我们懂“道”;我们总是能够在被别人的侵略中包容对方,融化对方,进而和对方合成一体,也是因为我们懂“道”。

    也许,有些人就是看不惯我们民族的这种性格,就是看不起我们民族的这种性格,他们很佩服西方人的高傲,很佩服西方人唯我独尊的品质,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豪迈,他们认为那是一种优秀。

    可他们不知道,那也是一种作死,那也是一种自我凌迟啊。

    为什么西方的政治版图那么破碎?为什么西方民族的历史都那么短暂?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道”,就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团结与包容啊。在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时候,他们西方民族,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杀来杀去不罢休。结果,谁是最后的王者呢?

    倒下去的,都是王者;新上来的,都是小屁孩。

    今天,在西方人崇尚自由,崇尚民主的时候,我们崇尚民主集中制;在西方人主张自然,主张让看不见的手主导社会经济之发展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坚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

    为什么我们不走人家“成功”的道路呢?

    因为,双方的信仰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

    西方人信仰的是“民主自由”,我们信仰的是“道”。

    “道”,就是既要民主,也要集中;“道”就是既要尊重个人价值,又要发扬集体智慧;“道”,就是要比学赶超敬英雄,众人杨帆开大船。

    当然,“道”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格。只有“道”,没有“术”,那就是“坐而论道”,那也是“书生意气”,是不能干实事的。

    在“道”的指导下,我们要怎样来面对实际,脚踏实地地开展我们的工作,实现我们的理想呢?

    这就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现实条件出发。

    我们的目标很远,而我们的困难很近。我们要怎样面对困难,去追求和实现我们的很远的目标呢?

    这就是要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困难,就是要把我们远大的总目标,分化成一个一个小而近的分目标,去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和实现。

    我们知道,周初大封建,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可是,为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家王朝,后来却还穷得要向诸侯们借钱呢?甚至于还债台高筑呢?

    这就是因为,诸侯们都有各自的武装,在诸侯们的武装加持下,周家王朝与这些诸侯们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分封制关系,实质上,还是一种“礼乐”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如果诸侯们不尊重你,不向你进贡,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周家王朝,为什么会让这些诸侯们拥有武装呢?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不让他们拥有武装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当时的最佳生产方式,是奴隶化的大生产。

    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诸侯们必须要有武装,否则,奴隶们造反,生产进行不下去啊。

    所以,尽管在周朝的时候,统治者就发现了诸侯们拥有武装,过于独立的弊端,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口号,意在加强王权,削弱诸侯们的独立性。但是,现实的条件,决定了诸侯们必须要有武装。而诸侯们有了武装,他们就必然地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就必然地拥有了与王朝相抗衡的能力。

    到了秦朝的时候,秦始皇没有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却直接地将分封制改成了郡县制。地方上的行政官员不管军队,军队也不管地方事务。这就真正地取消了地方上的独立性,使王权落到了实处。

    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这是因为,这时候的生产力水平进步了,奴隶制生产,变成了农奴制生产。

    这时候,不需要以武力来压迫奴隶们生产了。所以,军队,就可以直接由朝廷控制。

    从这个历史的进程可以看出,有些事情,是勉强不得的。客观条件摆在那里,不尊重不行。

    老曹说这话的目的,当然是针对一些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辩论。

    中国现在提倡的是“社会主义”,而在具体的操作上,是“宏观调控,微观搞活”。

    其实,这个“宏观调控”,就是“社会主义”,“微观搞活”,就是“资本主义”。这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框架,去引导“资本主义”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作贡献。

    理想的“社会主义”,还是要落实在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这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除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论外,据说,中国外交部,近些年收到了很多的“钙片”。意思是,中国外交部“缺钙”。

    很多人敬仰毛主席,不光是敬仰他是人民的领袖;更是敬仰他的魄力,敬仰他敢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勇气。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人,骨头是硬的;我们的外交部不“缺钙”。但是,在新中国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香港,其实是可以收回的。当时的英国佬,根本就没有打算,以武力对抗兵临城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准备一接到中共要他们滚蛋的消息,就立马走人的。

    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了,却是让英国佬虚惊一场。

    中国没有打算收回香港。包括澳门也不收回。

    还有,云南起义的前夕,蒋介石从成都飞往昆明,中途得到卢汉要起义的消息,不得不放弃前往昆明的打算,转道直飞台湾。这时,广州也已经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的飞机抵近了广州,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叶剑英,请示中央,要不要把蒋介石的飞机给打下来。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蒋介石的飞机,就那么从解放军的注目礼中,飞过去了。

    这都是为什么呢?

    这都不符合我们一般群众的心理预期啊。

    还有,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在革命群众们高唱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时候,是毛主席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记者斯诺,要其回去传话,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而实现了中国关系正常化。后来的中越关系交恶,1979年的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也都是由此而起的。

    这都是为什么呢?

    老曹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神游黄鹤楼》。

    在这篇文章里,老曹就分析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老曹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后的水落石出,其实就是为了两个人:一个周恩来,一个邓小平。

    在毛泽东的设计中,他就是要在他的身后,安排周恩来担任名义上的党和国家最高领袖,而党和国家的实际决定权,却在邓小平的手里。

    安排周恩来担任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是要以他的“开明”形象,诱使西方,通过他来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他会说一些让西方喜欢听的话,让西方“支持”他的工作,从而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便利。

    但是,有邓小平实际掌权,周恩来的一些话,是不能算数的。

    周恩来就是一张嘴,他去咬西方“和平演变”的钩,去吃下西方投来的钩上之饵,然后,邓小平再来一个一脚蹬——饵吃下了,钩脱了。

    在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时,周恩来因为不经请示,擅自回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双方可以各自指定一个人,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联络,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这个批判的时间很巧:邓小平进京,周恩来挨整;内容也很妙:不是批判周恩来不经请示擅作主张,违反组织原则,而是批判周恩来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找美国撑腰;而周恩来犯错误也犯得很低级:以他一世的精明,犯违反组织原则擅作主张,这不符合人们对他的一贯印象。

    但是,以后来中国和美国的“亲密”关系,如果周恩来健在,并且是中国最高领袖的话,则“邓小平进京,周恩来挨整”的这档子事,就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来。

    于是,“谁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个问题,自然会在中国高层发酵,周恩来,将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所以,“邓小平进京,周恩来挨整”,实际上就是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合作演出的一场戏,是在为后来的局势变化埋下伏笔。

    只可惜,周恩来走在了毛泽东的前面,这曲戏没有唱成。

    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打倒邓小平,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让他免遭华国锋纪登奎等人一样的秋后算账。而第二次打倒他,实在是因为周恩来已死,诱使西方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任务,就只能落在他邓小平的身上。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第二次被打倒,1979年的邓小平访美,能够受到美国人的隆重欢迎吗?

    但是,邓小平能够访美,在中国,又是谁促成的呢?

    是毛泽东排除国内、党内的干扰,并且亲自设局,才能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啊。

    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毛泽东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的精心布局。

    至于邓小平后来明明是党的领导核心,却不担任实际职务,而要一再地将两个党内“开明派”推到前台,这不是对毛泽东当初那个设计的延续吗?

    其目的,就是要相互钓鱼,你钓我,我钓你,看谁最后钓到谁啊。

    鱼钓完了,图穷匕首见,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

    邓小平,也由当初美国人的隆重欢迎,变成了美国人必须打倒的对象。

    因为别人要打倒他,所以,邓小平也不等人家打倒,就自己下台了。

    由于看到中国具有那么多的“公知”、“带路党”、“推墙党”,加上最顽固的邓小平等人也下了台,美国人认为,他们还有“机会”,所以,他们就还要坚持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既然西方还有“机会”,那中国,就没有机会吗?

    中国的机会,就是建立在西方的“机会”之上的啊。

    所以,西方有“机会”,中国就也有机会。

    于是,中国就“韬光养晦”,继续咬钩吃饵。

    但是,饵吃完了,钩,还在水里。

    这就是中国人的“术”啊。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领导层,都是杰出人才中的杰出人才,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不但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更有超凡脱俗的斗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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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主的构想符合逻辑和谋略论述,但不太符合人性,历史本身就是某种巧合,气运,潮流的影响。虽然有变数,但命运因果都决定啦,中华当兴。一旦天朝人形成合力,在这个世界是无敌的,内耗过大,是所有灭亡的根源。
    2019/3/14 7:42:32
  • 从来没有让周接班的打算吧,刘后面是邓,然后是陶铸、紫阳。
    2019/3/13 18: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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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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