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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道 - 王岩林首页
谁能来保证中央集权的长久稳固?
20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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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集权制,自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诞生以来已存在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就像所有的体制制度都有优劣利弊一样,它也不能例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那段极其险恶的内外部历史条件下,她不仅始终存续了下来,而且还恰恰与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长久繁茂同期正关联出现,甚至直至今天都仍然具有中西分合两极文明对比下的强大生命力

    今天,我们不要惧怕所谓民主主义者对中华中央集权的种种非议与攻讦。中央集权,本乃处于极端独裁专制与极端民主制之间的中道大合卓越成果,其跟极端独裁专制之道间的距离、远比票选政治与极端民主间的近似度要相去更远。甚至在以核心聚合姿态推动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的漫漫长路上,她更是那堪当重任、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日从我国古代皇族继承式中央集权制脱变、升华而来的新型领导政党式中央集权制,既是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一个大国————新中国涅槃重生的关键性标志,更必然会成为挺立起自身新文明体国家及人类新文明时代中央高地的“脊梁骨”。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根本自信,最终必将建立在自身中道大合理路对西式要么专制独裁、要么极度民主二分格局的全面超越与兼合总揽的整体自信上。在这一过程中,守定中央集权制、并更好地认识中华集权制,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可以说,关于中央集权制的主导性时代话语,若能被我们牢牢地掌握,我们也就离中华文明体国家的再度复兴以及中华话语的大行于世不远了。

    我们说,在今后与未来的世界上,生于文明体、且服务于中央大道文明体国家的中央集权,其不仅将仍是中国的,还将是会深刻作用于和影响整个世界的。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观点:异常强大、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与多元繁茂、自治自洽的大社会构成,乃是撑起世界上最伟大中华文明体的两大支柱,是推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两大推进器。今后的中国,要想做好自己并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没有这两大支柱与推进器,将是无法想象的。

    关于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中央集权制的未来存续时间与兴盛周期,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终究取决于今后中国与全人类世界的基本关系及其关系的走向。简单地讲就是: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若中国,依旧是旧有、现有民族主权国家之国际性世界的一员——哪怕是超级大国、世界霸主性的一员,则中央集权制,顶大可以存续到其霸主地位被取代之前,顶大可以复制到各式各样的不同国度里去;而中国,若能在为人类开创多元一体新文明的过程中,令自身实现回归文明大道与再铸中央文明体的根本之变,那么,伴随着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诞生与繁盛,过去属于中国、中华文明的中央集权,便会扩展、融化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便会以人类中央文明之“龙骨”的存在,至少走过多元一统新文明时代的数百、乃至上千年春秋。

    今天,我们不谈远的,只想说说仅从中国国家政权更替周期的层面上来看,一个中央集权,她究竟怎样才能走得更稳固与长久的问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前,首先要明确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任何一朝一代(包括现代领导型政党所建立起的升级版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都不可能无限地稳固、无限地盛隆、无限地长久。即便是我们所讲的更高目标——也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在扩展升华为人类文明体中央集权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扮演一大段或始终拥有者角色的极其长久稳固,也总是会有其寿终正寝的时候的。谁要是信了自己的中央集权就一定可以千年万代永远存续下去的话,那他定会在未来时代留下当年始皇帝“万代皇帝梦”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笑话。所以说,更稳固与更长久,乃一定是相对而言的。更多时候的参照标准,是中国昔日盛世王朝与其他文明里成功国家之数百年概念上的。

    关于如何保证长久稳固?我讲最具根本性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央集权制,乃是多元大社会特有的伴生物和铁搭档。多元大社会有了她,方能达成最高度集中的统一与最坚实有力的作为;反过来,她又因多元社会的繁茂生息而持续存续和厅堂火爆。任何时候,中央集权毁害大社会,就是在掐断着自身的生命线。

    这就如同中华之所以会是一种大合文明、最主要地是因为要太多太多的事需要以文明大合的方式加以解决和成就一样,对中央集权来说,大社会乃是其建筑的根基,乃是其生长的水源,乃是其持续盛隆的最大最根本支撑。

    这其中的主要道理在于:越是繁茂昌盛、生命力旺盛的大社会,便越会是多元、多层、多域、多向度、多诉求、多种力量汇集一炉和交互作用的。这样的汇集一炉与交互作用,最容易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局面?就是分散混乱、各行其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时候,尤其越是在面对集体性苦难困境的情况下,最需要的,便是一种现实性的集中权力和统一机制。所以,中央集权才能应运而生。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最高大鼎盛的中央集权,大多都是诞生于大乱之后的时代,便很能印证这一点。开中央集权之先河的秦朝,不就是从收拾春秋战国之乱局和烂摊子的基础上站立起来的?!汉、唐、元、明、清等,也皆是在全盘乱局需要全面统一时,才成就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

    在平日里,大社会也可以说是中央集权的权力来源和衣食父母。往通俗里讲,若是不是因为多元、多层、多诉求、多势力角力的大社会,有许多想通过自我协调、自我洽合、自我解决、自我达成所根本无法搞定的事,谁还用得着找你中央集权政权政府呢?!你能开张营业,能厅堂火爆,能在兼听权衡间集中权力,能于高度权威下达成统一号令,不都是因为满足了大社会的根本需要、且实现了大社会的做不到吗?!

    所以说,大社会自身所具有的多元驳杂、各行其是、自治自洽、难行一致的本质特性,恰恰是中央集权制超越社会、脱颖而出、以权力集中实现全面统一一致和以绝对服从铸就国家力量的总策源地和内在根基所在。

    这样的本质特点与基本理路,从正向说,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可若从反向里来看,就成了任何时候中央集权都切记不可以毁坏自己的权力来源和生养母体。一旦,中央集权毁害、尤其是釜底抽薪式地捣毁了大社会的多元自洽构成,那么,她就无异于是在愚蠢地掐断着自身的生命线!

    我们说,越致力于高度一统全面权力的中央集权,就像极致大合的文明不可断了多元存在与活水纳入的源头一样,越是最忌讳将自身搞成一种水泼不进的封闭系统与专制妄为的唯我独大。因为一封闭,便会关闭掉集权在多元生态中收纳汇集各式各样小溪大河的水源闸门;一独大,便必然不再拥有最为难得的、足以矫正其偏失的社会文明道统导引与挟制。这正恰恰中央集权系统之存在与延续的一个貌似悖论、却带有终极根本性的自然之道。

    总结历史的经验可知:越是行得正的、越是高明长久的集权,便越是会处理好自身的高度集权与对社会的自治自洽权放开、对普通民众呵护滋养间的协调平衡。损害社会,便意味着损害中央集权制自身长久稳固的源头,兴盛社会,也就意味着兴盛着中央集权制自身长久稳固的根本。这是一种典型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密不可分关系。新中国升级了的领导型政党中央集权,要想长久地得以昌吉,也不可不恰到好处地处理好这样一组根本性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必须将中央集权的总体重心,始终紧密地贴近和贴合于自己的母体大社会。

    中央集权体制的总体重心,越是能够贴近、贴合于母亲大地般的大社会,就越能够从中汲取养料和长久地分享其顽强生息所带来的不竭动能。古代常用“水”与“舟”来比喻帝王和民众的关系。我觉得把革命年代所讲的“鱼水”比喻用在中央集权制与大社会上的关系更为贴切恰当。重心降低下来,不要老是显得高高在上的,甚至能够将自己的身段融为大社会既有的一个高层管理治理者,这样才能更加地关系密切和自然融洽。

    虽说,眼下的这个大社会,可能还比较初级、比较杂乱、比较粗糙、比较自发不自觉、甚至对政府明显带有过多依赖性的中国城乡社会;可以后呢,则肯定是会越来越显现其独立性、主体性、广域繁复性、国内国际高度关联性的真正大社会。

    我们今天中央集权核心的领导党,一直倡导和强调“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本身,便是将中央集权制的整个重心向着贴合中下层社会的方向使力。只不过,鉴于理论源泉与对中国历史认知的有待提高,我们在最终回归中合大道与社会道统的努力上还要有一段路得走。

    为人民、为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福祉而努力,固然其用心是好的、使力是没有方向性错误的;但就像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的那样,最终的全民公有、全民利益福祉,如果不能找到现实的公平实现路径或全面通通畅的交集交融立交系统,那么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些强势集团为自身牟取私利的冠冕堂皇幌子了。所以,要将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真心,转化为切实可靠的制度机制保证——尤其是不受有善有恶最为强大中央集权的随意定义和肆意践踏,中华文明便只能坚定地挺立和捍卫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场域————-大社会。因为,在没有“神权至上”传统与作为的中华文明国度里,大社会,是那以人世、人本、人道、人为之力管束和遏制中央集权肆意妄为的唯一一极——而且是最能聚合与代表最广大民众之多元需求和长久利益的。

    所以说,以大道中合的理路观之,“为人民服务”反倒不如“为社会服务”,“把人民大众利益福祉放在首位”远没有敬重社会、把社会文明的道统高高举在头上来得明晰和实在。从根本本质上看,大社会是比较便于规划、建设的,是中央集权制有能力直接将触角伸展其中的;而到了直面人民、尤其是一个个以个体独立形态存在的公众时,中央集权便必然得将自己的相当部分让渡给政治选票、法律条文,方可具有效能和体现公平性——这并不是一个更有益于自身和大社会的选择(相关论述参见前文)。更不要说了,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与福祉,本只是其所有利益与福祉追求中的一部分,人民群众还都有其个性追求与多元发展的另一面呢!只为他们共同利益福祉所设计的制度机制,一定会是种以偏概全的、非中道兼合的过渡性方案,而非最为全面综合与大道致远的。

    第三个问题,要使中央集权能够始终恪守文明之道,在社会文明大道统的框正与约束下存在和运行。中央集权,只有服务于文明大道统,才能站上引领文明复兴和创造人类新文明的文明发展领导位置,才能伴生于文明体的社会文明繁茂昌盛而获得自身的长治久安。

    中央集权,说到底究竟仍是一种权力体系与机制。既然也是权力,她就不可能没有西方国家严防死守的公权私用与妄为作恶之弊。我们不能以今天中国中央集权的勃勃生气和道路正确,去界定与保证未来时代历程中她仍会始终如此而不会改变。既然中央集权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退化或者堕落,那么我们就应该将保证这项体制制度长久稳固的特别关注,放到防止其退化衰变与作恶妄为上去。

    防止中央集权退化衰变与作恶妄为,一方面,是要想方设法建立和守住一套来自内部的更新纠偏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之前有过多次良好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有了某些自我更新与自我纠错的机制。不过,仅凭自身的自觉、自我的更新与纠错,这是非常不够和并非总是可靠的。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总的说来,一切来自权力系统内部的自我反省、自我矫正、自我革命,绝大多数都是靠不住的。这个谁也难以例外。今天的反腐斗争,就是一个提醒。当自身某些疾患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时、甚至病入膏肓之际,自我原有的更新纠错机制,也是有很大的可能受到腐蚀侵害而整体失能的。

    我们说,一切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和监督。这话被无数历史经验教训证明过是对的。所以不应以心存幻想代替历史的经验。

    那么,该如何通过外部、外界的机制与力量约束、监督大的不能再大的中央集权权力呢?

    我们说,西方和其他国家既有、现有的一切方式方法,都不可能顶用。因为,他们在各自国家与文明的历史上,从来就没面对过这样如此强大集中的中央集权,怎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呢?!即便现当代在西方世界倍受赞誉和鼓吹的票选民主、法律法制等,在中央集权长成参天大树的特别土地上,也终将不是她的对手,更不要说它们本就不符合中华大合文明的基本理路,能不能真正全面深入地扎下根来都还难说呢。

    对付中央集权有可能出现的退变与作恶,真正管用的办法还得在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里去寻找。或者更准确地讲,这都不是一个方法办法和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了,这是一个举全社会之力、甚至在发育多元繁复大社会时,便已相伴相随、相生相克地存在着的一套自然成形的深层规制机理机制了。只不过,我们现如今的很多人,是被各种假象表象、歪理邪说给遮蔽了眼睛罢了。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便可以发现,在古代中国,为了监督、约束、甚至圈住中央集权制不使其作恶妄为,通常是各招各式、轮番上阵、各显其能、综合施治。比如巫占神教呀、星象风水呀、祖制律法呀、伦理道德呀、文明之道呀、天人道统呀等等,几乎是“十八般武艺”,全都用上了,而且还都用了个遍!(当然,它们创造出来,并非不仅仅是出于此单一之目的)貌似相当地杂乱不堪、不成系统,也没见哪个是“特效药”呀。

    其实呢,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不是哪一味药,要是“特效药”——这样以一策一方达到“治”此中央集权制“大病”的药,不要说过去没有,今后估计也不会有。因为中央集权乃是一种极其全面综合的立体体制,这样全面综合的体制出了问题时,必然得要通过综合施治、系统出方,才能最终达成目的。或者换个角度看,大社会,本就是最综合全面和最能施治的那一个。上述各种方式方法,说到底都是被我们命名作“社会文明大道统”武器库里的一件件兵器。只要大社会足够盛大且生生不息地顽强存在着,只要大社会自然形成与各色社会人、特别是学人士人们积极推进与不断维护着的这个“大道统”武器库一直不失其生产和储存的功能,中央集权的妄为作恶,便终究都是无法过得了这一关的。

    这是符合中央集权与大社会的基本关系、基本理路的。我们说,中央集权在上,大社会在下。前者拥有几乎一切的现实权力权利,而后者唯一拥有的就是多元、多层、多域、人多势众、载舟之水的坚实深厚与顽强生息的自己。总体上遵循“自治众洽成一体”之道的这个大社会,在面对强势中央集权有可能践踏与作恶社会的情况下,便会自发与本能地联手祭出各式各样的法宝来,以期很好地约束和矫正其极具伤害力的种种之弊。这,便是中华社会性天下文明道统产生与形成的动力源泉。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文明大道统,就是为了制约矫正中央集权而诞生的,但无疑她的诞生与成长,跟中华大地上矗立起一座中央集权的高庭大堂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的。我们应该像重视和研究拜神国家的宗教体系那样,把中华文明大道统作为审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甚至中国千年权力政治的一个核心关键系统来对待。

    这里多说两句。我甚至有一个极为大胆、但还不是很成熟的看法: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明体国家,之所以在家国王朝被异族推翻和征服后、还能照旧延续自身既有的社会文明,一大半的功劳,应该算在这个文明大道统的身上。因为有她在,文明就能凝聚在一起,各型各色、各族各类的人就能有一种统一的信奉与守护。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大道统,是不是点像西方的上帝呢?她,既给人以信奉、信仰,又能令所有的文明社会信奉者在她的旗帜下应对一切野蛮、以及野蛮践踏社会的权力。

    今天,不管时代如何地变,也不管是不是有或没有西方的票选民主与法律法治可供借鉴,放眼人类发展的全程大势来看,最足以制衡最强大集中之中央集权有一天出现偏弊与作恶的,首要的是先要拥有一个更坚实丰厚和顽强生息的大社会,接下来便是要令这个多元繁复、自治自洽的社会生出一套社会文明化的天下道统体系及话语表达来。之所以要如此,那是因为,足以制约矫正一切权利为善不为恶的,最终只能是文明的建设与进步;而文明扎根的基础场域,恰恰便是那多元丰茂的大社会。中国古代,一种天下文明的大道统、一种代表社会行道统权的儒道正统,之所以能以与中央集权相辅相成、却也时时提醒规制的方式,得以长久地存在和延续了下来,其之根本正在于此。

    我们说,有多元一体的大社会,便必然会有由这大社会所自然洽合成的一套社会性伦理秩序,而在这社会伦理秩序之上,也就必然会总结升华出一套居于正统统摄地位的道统理路话语来。中华文明之所以开道之先河的是道家,构建人世道统并令历代中央集权大多响应与归顺的却是儒家,其根本正在于儒学儒道立于社会并代表着社会,道、佛远社会而多事自然、多事个人、多事人心罢了。

    今后中华复兴的新中国,在尊重社会、丰茂社会、顺应社会的同时,最需要的将是建立起一套面向人类新文明时代的新的文明道统统系及话语来。这新的文明道统,既必须汲取中华之道的优良传统,又必须吸纳西方个体私己治理的种种经验;既要有很好制约与矫正中央集权为代表一切强势权力的可靠手段,又要在舒张“为社会文明发展所用之权力”上坚守正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央集权这人间最为强大集中的权力机制与集团,一定要自觉自愿地装进这中华文明大道统、乃至今后的人类文明大道统之中去,而不是凌驾在其上、不受任何管束与监督地肆意妄为。

    最后要说的是,新文明大道统的研究与建设,现在就应提上议事日程。这不仅是大社会建设走向自觉和寻求方向的需要,也是中国赢得新时代国际世界话语权的需要,还是中央集权将重心更加贴合社会、使自身更加规范、令整个体制长久稳固的必由之路。当一套新的文明大道统成为我们的统一信奉、并全面建构起来与秩序化后,中央集权,不仅能够使自己通过这座通合大社会的交互桥梁,极为顺畅地听取民意、把握社会脉搏;而且还能通过文明大道统的认同与助推,获得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理路上的应有地位,赢得以多元社会为支撑的充分合法性,并长久地、源源不断地汲取和分享繁茂不息大社会的生命活力。

    第四个问题是,要建立起一套顺应自然之道的更新与退出机制来,避免中国古代一再惨烈上演的社会起义与王朝更迭之历史悲剧。

    这个问题,今天不展开讲。以后想专门写文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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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代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还是略有耳闻。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两种权力结构。即集权制与分权制。集权制的国家,除了共产党的国家之外。还有那些如日本“一党独大制”,韩国的朴正熙军事独裁,台湾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新加坡现在仍然就一个党在领导。那些搞分权制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等,多党制的国家。事实证明,无论是社会治安,还是经济发展,集权制要比分权制的效果要好得多。而且当代工业发展,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权力进行整体的安排。做到这一点,集权制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2018/12/12 2:58:50
  • a581206b:“如今中央集权下的体系,是资本主导下的大社会体系,也是作者主要倡导和维护的那个大社会”
          --------不要以为大社会就不是发展着的。我要是想倡导和维护这样一个资本主导的下的大社会,之前何必要写那么多文章揭露私有、私资、甚至票选政治与法律法治体系对大社会的解构、残害等危害呢?
    2018/12/5 19:16:17
  • ------另外,中华道统,绝非什么子虚乌有的。而是确切存在于一代代士人们的文化文明自觉与维护里(所谓卫道士,捍卫的就是文明的道统),确切地存在于辅佐与教导历朝历代君王的官僚制度里(上朝议政大儒士大臣们手里执的两件法宝一个是权治之术、另一个就是道统合理性原则),更确切地存在于多元社会各层各界各域对促进文明和反抗践踏文明的一整套上善道德社会秩序的系统建构上(礼义仁智信、三常五纲等就是这种建构秩序的主要体现)。
          说没有的,只是不愿意睁开自己的眼睛看历史,被某些西方化的历史学误导的太久罢了-----因为西方从来没有什么文明之道的道统一说,所以,戴着着西式历史学的“有色眼镜”,反过来倒过去盯着的只是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种既有维度,如此这般看不见中华有道统也就是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2018/12/5 19:10:27
  • 《道德经》:“太上,不知有之。”
    2018/12/5 15:01:14
  • 21楼a581206b:“谁来保证它能优胜略太,而不至于堕落下去,才是保证它稳固永续的根本保障,而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中华道统。 “
           ------您说的优胜劣汰,跟我这里所讲的大社会制衡机制及“覆水之舟“决定性,本质上就是一个问题。说白了,这里所讲的就是,中国古往今来一直就有这样一种优胜劣汰机制,且都是由大社会统一担当者的。只不过现在要探讨的是,中央集权如何更早、更自觉地纳入到这套机制中,而不要等到最后不行时走上社会革命和血腥暴力之路。
    2018/12/5 12:51:20
  • 15楼:“集权的模式会加速激化这个矛盾;使这个矛盾的爆发来得更迅速、猛烈“
            ------中央集权,如果过度脱离社会和民众,无疑会是走向这一面的。但中央集权如果重心下移,紧密的贴合大社会与为人民服务,则反倒是遏制与国内外资本利益集团的极为难得的强势力量。因为中国统治治理文化中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本理念,所以我们对中央集权回归正道还是可以抱有信心的。
    2018/12/5 12:38:44
  • 14楼:“我们探寻文明道统的渊源,是躲不开佛门与道门的;但若探寻中华文明道统的核心精髓,不踏进儒门庭院是难有收获的。“
            ------非常有道理。儒家的主要贡献就在社会。不过需要批判地吸收和在中西合的维度上再行创新。
    2018/12/5 12:29:11
  • 回复11楼转型灯:
            ------是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轻易不能改。在大社会领域发力和搞建设,乃是对为人民服务的一种统携与落实。
    2018/12/5 12:23:45
  • 中央集权,在一个小的地方,他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可在中国这个辽阔的土地上,它只能是一个鞭长莫及的一个摆饰。或许在党中央,国务院,上上下下都是人民的忠实奴仆,可在地方我是不敢恭维的。虽然我们身处信息化网络化的大时代,可中央与民众的沟通确是阻隔的,残害上方老人的事实,胜于雄辩。
    2018/12/5 11:07:20
  • 中央集权,这东西本生具有好中坏属性,谁来保证它能优胜略太,而不至于堕落下去,才是保证它稳固永续的根本保障,而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中华道统。
    如今中央集权下的体系,是资本主导下的大社会体系,也是作者主要倡导和维护的那个大社会,这样的维护,是能一定程度延缓大厦将倾局面,而无法摆脱隐患。
    儒释道,本是社会精英们为了维护历届封建统治为普罗大众种下的麻醉品,对于中央集权的维系,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起不到主导作用。
    2018/12/5 10:53:28
  • 回复wysh121: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提法可以不变。所需要的只是更多重心放在更具制度规划和组织建设操作性的社会上。即便在社会建设上,也应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前提确定下来。
           重心转移后,的确可能派生出社会精英阶层。但只要体系建设的好了,始终把握住中道方向,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这新生阶层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源于民众和与民众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掉联系的。
    2018/12/5 6:22:23
  • 自古以来,自阶级社会以来,人民的选择就是选择奴隶主和封建主头子。
    压迫阶级的暴政和历史性灾难如汉末、隋末的自我了断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如果这不是人民选择的结果,那证伪了人民的选择有最终决断性。
    如果自古以来,有推断延续性。中国选择奴隶主或封建帝王更正确。
    2018/12/4 23:01:54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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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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