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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企业改革的认识论思考
20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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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为理论之源”。这句充满哲理的话,使我想起改革开放40年来,在鄂尔多斯企业改革历程中,改革实践怎样产生改革认识(思想、理论)?改革认识(思想、理论)又怎样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及改革实践怎样检验改革真理(理性认识、思想、理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

    (一)

    鄂尔多斯的企业改革从1979年告别封闭僵化的体制机制,用补偿贸易方式建立伊盟羊绒衫厂,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基本上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中进行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中,人们只能获得具有相对真理性的理性认识(思想、理论),如,1979年至1982年,国家和地方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革,其相对真理性的认识就是,一方面“利润分成”使国有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经营权,从而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初步改变了企业长期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现象,使一些瘫痪半瘫痪企业有了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这个改革也存在着分成比例很难科学确定和“鞭打快牛”现象(因为它规定企业创造的利润多就给国家多交,创造的利润少就给国家少交)。到1983年至198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以税代利”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克服了“利润分成”制的弊端,但又出现了重复征税问题(因为:A.增值税=销售额×17%;B.消费税=销售额×25%;C.城建税=(A+B)×7%;D.教育附加费=(A+B)×3%)。到1986年至1991年,国家和地方对企业实行“党政分开”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这个改革的相对真理性是确立了厂长(经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中心地位,并明确了其经营责任,但是由于“党政分开”后的“党委的核心地位”与“厂长(经理)的中心地位”不明确,所以,企业承包基数不利于国家(因为企业及其主管部门都不想把承包基数定高)、承包指标体系不完整(只有物质文明指标,没有精神文明指标等)、承包的短期行为造成了只管生产不顾设备改善和技术改造,实际上的“只负盈不负亏”产生了“穷庙富方丈”现象。1992年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前,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探索突破单纯公有经济内部改革的制度创新,进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性质的股份制试点。期间,鄂尔多斯对企业主要是进行了“抓大放小”的改革,即在组建“四大企业集团”和“四大股份公司”的同时,提出并实施了让“民营企业坐正席、唱主角”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大大促进了鄂尔多斯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进入“快车道”。这就使人们初步认识到:贫困落后地区要真正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因为:第一,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不仅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而且决定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第二,实践早已证明“一大二公三纯”的单纯公有制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它不仅使人们产生了一切靠国家、靠集体的“双靠思想”,而且导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所以,企业深化改革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所有制限制。

    (二)

    党的十五大至党的十九大的企业改革,就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大力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和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发展过程中,将“市场的基础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更好作用”,并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这个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上,按照中央“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要求,在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要素市场配置、创新市场主体健康成长、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深层次方面作了啃硬骨头式试验;按照中央“开放也是改革,开放倒逼改革、促进改革”的要求,在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加强互联互通、提升合作层次、引进先进要素、承接现代产业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尝试。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五大前的企业改革是遵循实践中产生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理论和“南巡谈话”精神进行的,那么,党的十五大至党的十九大的企业改革,就是遵循在新的实践中产生的“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的。这些正确思想(理论)不仅指导了一次次、一场场波澜壮阔的企业改革实践,并在实践中基本上结束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争论,而且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营改增”税收改革,在公有经济发展的同时,鄂尔多斯的民营企业经过“减负增效”,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2017年全市18.9万户民营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6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5.6%,上缴税收526.1亿元,占国税总额的88.5%,占地税总额的90.6%。同年,全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288户,实现增加值702.6亿元,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2%。在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内蒙古共有7家上榜,其中鄂尔多斯就有4家。还有,2018年,“鄂尔多斯”品牌价值已达931.58亿元,位居中国纺织服装品牌榜首。更可喜的是,近年来,在“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基础上,中兴特汽车进入蒙古国门;中轩生化有限公司生产的黄原胶70%供应美洲、欧洲、非洲市场;双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特种纤维产品,每年新增出口创汇3000万美元;德鑫种养殖有限公司养殖的英系大白、英系长白、法系大白、法系长白、台系杜洛克,2010年以来每年出口蒙古国1000头……

    (三)

    在回顾企业改革实践产生企业改革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企业改革认识论结论:

    第一,实践出真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谈到实践在认识中的根本作用,以及实践对认识、改造世界的功能,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列宁在反对马赫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经典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在反对中国的教条主义过程中,特别强调“实践出真知”和“实践第一”的观点,他不仅将“认识论”称为“实践论”,而且从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同时还以实践为基础,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过程作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生动概括。

    第二,实践孕育理论,实践发展理论,不断发展的实践推进理论的不断创新。实践不仅为认识积累经验,而且为认识创新手段和工具。实践的不断纵向推进和横向拓展,使认识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必然到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之所以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因为它在实践中反映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更因为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新的实践,既坚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俄国国情和革命实践,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结合起来,创立并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创新;改革开放新实践及其不断深入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丰富和发展的真正源泉、动力。

    第三,实践检验真理包含着三个方面含义:一是实践检验真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是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实践检验真理的确定性是由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决定的。从实践的普遍性品格意义上讲,凡是实践活动证明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思想、理论都是合乎规律的思想、理论即都是真理。只有承认实践检验真理的确定性,才能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从这点出发,我们就会真正懂得:一种观点、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条方针、一条政策是否是真理,只能由实践来判断,而不能由谁的指示、谁的讲话去裁定。实践检验真理的不确定性是由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决定的。从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意义上讲,任何实践都是人在一定历史条件和一定认识能力下从事的社会活动,所以,它只能证明那个历史条件和那个认识能力下产生的思想、理论是否正确,即是否是真理,而不能证明其他历史条件和其他认识能力下产生的思想、理论是否正确,即是否是真理。否认实践检验真理的不确定性,就会把一时一地的相对真理绝对化为僵死固定不变的教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人类在新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

    二是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它既有客观外在尺度(要求人的主观认识必须与外界客观事物相一致),又有人的内在尺度(符合人的价值追求),是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统一。实践的外在尺度,也称实践的真理取向(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实践的内在尺度,也是实践的价值取向(体现人的利益需求)。由此,实践检验真理必须由实践的真理取向和实践的价值取向共同完成。

    三是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实践检验真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实践对真理的每次检验,都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相对真理,这些相对真理都是向绝对真理的接近,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

    作者:姚鸿起,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原教育长、教授

    来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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